朝鲜人李百拂认为:“中日两国之立国风格迥乎不同,中华信乎为泱泱大邦,仅举一最小之事为证,已可见其对世界友国之诚挚态度,非浅薄险隘之日本所能及也。如中国根据译音名其邻国,英国、德国、美国、法国……在中国文字中皆为懿词,均含褒义。若日本则适相反!名德国曰’独’,意为独夫之国;名旧俄曰’鲁’,意为愚鲁,经俄国抗议,才改作’露’,但仍有薤露朝阳之意;名美国曰’米’,看似无他,实际上有吞食的嘲谑之意。两者对比,一目了然!”日本人称美国为“米国”的不尊重态度,蒋介石亦曾在演说中谈及。

谭嗣同与唐才常都是湖南浏阳人,为一时瑜亮。如今浏阳有才常路,但百姓多不知曾有此人。

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,击毙广西巨盗陆某、梁某二人,注其血于杯中,请巡抚柯逢时共饮。柯失色不敢饮,岑却一饮而尽,柯为之咋舌良久。

辜鸿铭学中文较晚,以《康熙字典》为入,六经子史为出,自以为不须旁求。沈曾植很轻视他,说:“尔所言吾尽知,然尔欲知吾所言,非二十年不可致也。”

伊藤博文问辜鸿铭:“先生留学欧美,精通西学,难道不知道孔子之教,能行于数千年前,而不能行于当今之世吗?”鸿铭笑着回答道:“孔子之道,好比数学之加减乘除,三三得九即三三得九,虽数千年而不变,决不会三三得八。日本若无孔子之教,焉能有今日?不过今天的数学倒是已经改良了,比如我国借款于贵国,本来是三三得九,不料止得三三得七;到了还款时,竟已是三三得十一。你以为如何呢?”伊藤博文大窘。

孙玉声和韩子云同船南下,互相展示新作。玉声有《海上繁华梦》,子云有《海上花列传》。玉声见《海上花列传》用吴地方言写成,担心读者不爱看,劝子云修改。子云很自负,终不肯改。结果各自出版后,《海上花列传》的销路远不如《海上繁华梦》。

徐锡麟刺死恩铭后,满族大臣俱如惊弓之鸟,谈虎色变,胥有戒心,而尤以端方为甚。一次,陈伯陶以事进谒,时天气燥热,陈俯身向靴囊取折扇,端方虎跃而起,狂呼:“你做什么?”陈抽扇出,愕然道:“取扇子乘凉而已,帅座何故惶恐如此?”

晚清革命党人举行的历次起义,多因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。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后,孙中山、黄兴、赵声、胡汉民等人痛感这一弊病,对接下来的广州起义进行了近一年的周密准备,定下了十路合围之计。结果邻近起事日期时,前线指挥官黄兴犹疑不定的性格暴露无遗,命令再三反复,参加起义的敢死队员反复进入和撤出广州好几次,以至于十路人马只剩下了四路,人数只剩下了八分之一。所以说,黄花岗起义的失败,黄兴是有很大责任的。后来的阳夏之战和赣宁之役进一步证实了黄兴并非将才,这使他的个人威望不断下降。

严复很欣赏黎元洪,称赞他“德胜于才”。黎元洪是天津水师学堂的优等生,一般人都认为严复的评语中不无贬义,实际上黎元洪的军事才华也是相当出众的。他曾参加过朝廷的两次秋操,并指挥南军两次取得南北对抗的胜利,段祺瑞便是他的手下败将。这为后来的“府院之争”埋下伏笔。

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拥戴为都督后,起初不肯合作。但他一旦开始合作,就迅速进入状态。他在接见英文《大陆报》记者时说:民军的目标是推翻满族人的统治,并以美国为蓝本建立共和制度。他还说:满族统治者从来没有公正地对待过汉人,只是一昧地屠杀和镇压,因此才爆发了革命。革命成功后,中国将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,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、劳动力结合,以开放中国的资源。该记者惊呼: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。

徐世昌虽与袁世凯订交很早,后来又互相提携,但仍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,官爵也一度在袁世凯之上,因此不能以袁的部旧视之。袁克定非常讨厌他,称他为“活曹操”。因为他喜怒不形于色,北洋旧人都认为“伺候项城(袁)易,伺候东海(徐)难”。

王闿运进京供职,有人问他:“民国诸贤,与咸、同间相比如何?”王说:“以今视昔,才智殆有加焉。惟昔人做事认真,今人做事敷衍耳。”

王闿运任参议,评论参议院人才,其言曰:“五张,季直(张謇)人格最高;六李,柳溪(李家驹)的是可儿;二赵,均道德高尚;云门、叔海、相伯、又陵,各有所长;吾门杨皙子亦不弱,余则非吾所知也。”五张,指张謇、张凤台、张振勋、张镇芳、张元奇;六李,指李家驹、李经羲、李国杰、李国筠、李盛铎、李开(人)先;二赵,指赵尔巽、赵惟熙;云门,樊增祥字;叔海,江瀚字;相伯,马良字;又陵,严复字;皙子,杨度字。

袁世凯欲称帝,李经羲进谒,正色说:“公以雄才大略见称于中外,今乃甘冒大不韪之名,欲登九五之尊,国家利害,人心从违,两不顾虑。设此事易为,则先叔文忠公(李鸿章)已先公作皇帝矣。惜公以数十年之声威,为宵小所弄,毁于一旦也。”袁世凯色变,只好说:“兹事重大,终当决诸全国国民。”杨度组织筹安会,为拥袁世凯称帝,可谓不宜余力。但他忌惮梁启超对舆论的影响力,于是派蹇念益、汤学顿前去拉拢之。徐佛苏、袁思亮和蔡锷商量。

蔡锷将军

蔡锷说道:“任公(梁启超)眼高于顶,耻为牛后。不如另树一帜,以任公为首,可与杨皙子殊途同归。”不料计议未善,蹇、汤已懊丧而返。原来他们二人一到天津,尚未开口,梁启超已拿出墨迹未干的大作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示之。文中不遗余力地抨击袁世凯,在蹇、汤的力劝之下,梁才勉强删除一些过于激烈的词句。梁并致函杨度曰:“吾人虽见歧,私交弥笃。今后各行其是,不敢以私废公,亦不必以公害私也!”可见,梁启超之“另树一帜”远较他的弟子蔡锷高明。

杨度是洪宪帝制的始作俑者,他因组织筹安会而名声大噪。梁士诒非常羡慕,于是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,诸如人力车夫、乞丐、妇女甚至妓女都列名其中,筹安会也赫然在列。事实上,梁士诒还是洪宪帝制的财政主管,若非他的努力,各种筹备工作是很难维持的。因此,时人认为杨度只是理论的帝制派,梁士诒才是实用的帝制派。

杨度名满天下,谤亦随之。其成名始于业师王闿运,称其“美于文章,妙于言语”。其后尝共康有为、梁启超游,盖一立宪党人。在东京时又与孙中山、黄兴订交,与革命党人来往密切。洪宪帝制时,他是臭名昭著的帝制党人。帝制失败时后披发入山修道,数年后复出,秘密为孙中山效力。国共交恶后,他在上海依附杜月笙,暗地里则拼力救助中共党员及家属,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,秘密加入共产党。真乃一代奇才!

德富苏峰在日本被称作“国民之声”,梁启超则被称作“中国的德富苏峰”。德富苏峰在北京见到梁启超后,连连说:“岂敢,岂敢!应称我为’日本的梁启超’才对!”

康有为从张勋复辟,梁启超则从段祺瑞讨伐张勋。有人问梁启超:“吾子投笔从戎,壮则壮矣。昔庾公之斯于子濯孺子,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。今者令师长素先生佐命新朝,吾子痛斥复辟党人罪恶,不留余地,不知令师作何感想。”梁启超答道:“师弟之谊虽存,政治主张早异,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。”

吴佩孚论康有为、章太炎优劣:“皆我好友也。性格相似,而成就不同。南海年高,保皇之魁率;太炎年幼,才气纵横,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,遂激越而入革命。使其易地而处,南海可为太炎,太炎亦可为南海。而良人逝后,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。两人弟子虽众,乃无足承其业者。”或又问其太炎弟子鲁迅如何,佩孚默然良久曰:“吾不读民国以后书。

蔡元培发起进德会,分甲乙丙三类:甲类不嫖不赌不纳妾,乙类须不作官不作议员,丙类更须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。陈独秀、李大钊、章士钊、沈尹默等都属甲类,但大多不能践行。如陈独秀就常流连八大胡同,并曾为友人嫖了自己专嫖的某妓女而前去“打场”,艳闻屡屡见诸报端,其丢掉北大文科学长与此不无关系。但李大钊却能信守不移。后来陈独秀曾叹息道:“世所谓南陈北李,南陈徒有虚名,北李确如北斗。”

徐树铮和梁鸿志皆为林纾的弟子,或有人问林:“二门生如何孝敬?”林说:“我有一子,一门生教之做官,一门生教之嫖院而已。”前者指徐,后者指梁。

胡适回国时,青春气盛,意气风发,不可一世。辜鸿铭则认为,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,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,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。

商务印书馆想聘请胡适主持编译所,胡适当时正意气风发,耐不得此等寂寞,当然加以拒绝,但他推荐了王云五。王云五来后,商务厉行改革,蒸蒸日上。事实证明,即便是胡适自己来,也未必比王云五做得更好。

胡适有数十个博士头衔,但大多名过于实,其哥伦比亚哲学博士文凭,也是迟至1927年才正式拿到手。饶是如此,也令刘半农大受刺激。刘经过数年苦读后,在国立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,并当选巴黎语言学会会员。从此,他在人前自称“国家博士”,以与其他博士相区别。

胡适向来反对暴力,主张以和平解决争端。他因为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,为共产党所不容。他对陈独秀说:“此次暴徒火烧《晨报》,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?”陈独秀说:“《晨报》为新月派把持,这样的阶级立场,如何不能烧?”胡适非常生气:“仲甫,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?如果社会是这样的,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?”陈独秀说:“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,我们才无法容忍。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,可曾有容忍?五卅惨案,可曾有容忍?我几次入狱,他们又何曾容忍过?”胡适说:“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,马通伯、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,你出狱后,大家还谈笑一座,人情尚在,你难道忘了吗?”陈独秀稍为语塞,但马上又质问道:“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?”胡适说:“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。”陈独秀说:“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,难道你不知道?”胡适说:“何为帝国主义?帝国主义安在?”陈独秀笑着说:“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。”

冯玉祥、张敬尧、吴佩孚为北洋军先锋攻入湖南,张驻湘北,吴驻湘南,冯驻湘西;张荼毒湘人,吴、冯却甚得民望。吴善治军,且识时势,每有惊人之论,冯叹曰:“此君鹏程万里,必不久居人下也。”于是曲意交欢,事之如长。吴也重视冯的口碑,倾力提拔。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中,冯倒戈反吴,两人彻底破裂。

张敬尧兵败北上后,他的靠山段祺瑞很鄙视他,颇为冷淡。张郁郁寡欢,乃赴南口投奔冯玉祥。冯玉祥疾令缚之,历数其祸湘之罪,最后付以《新旧约》和《三民主义》两部巨著,语之曰:“你熟读两部书,便放你走!”两个月后,张居然能够背诵一些章节,冯玉祥不得不佩服,只好放他走了。

两湖巡阅使王占元路过洛阳,看到吴佩孚的军队军容雄壮,不禁自惭形秽。回到湖北后,他便厉行改革,裁汰老弱,添练新兵,整饬军纪,不料激起士卒的哗变。湖北人深以为苦,竟愤起驱之,一如当初湖南驱张(敬尧)一样。

唐生智在长沙,公然挑衅兵临城下的吴佩孚说:“湖南非善地,湘人伢子岂可轻耶?吴佩孚是赫赫大将,我乃区区师长。彼有十万人马,我不过二万五千。彼可分兵三翼,我则不过一路。彼有海军大炮,我则别无其它。然彼来长沙,我则去武汉。彼胜我一师长不足喜,我胜彼则名扬天下。试问得失如何?”又拔抢自指曰:“彼不居租界,我亦不居租界,若败于彼,有此而已。”

张辉瓒是士官生,位仅至副师长,无太大成就,因毛泽东写了“前头捉了张辉瓒”的词句而驰名。但张辉瓒亦非学无所成之辈,围剿红军时,他奉令进剿东固,认为后援未至,不可深入。但中央督促甚急,说他顿兵不进,令赤势坐大,将成燎原之势云云;他的顶头上司鲁涤平更频频发电催促。他以密函申请缓进二日,并详述攻守策略,不料此件被红军截获。鲁涤平最后一次致电说:“中央切盼吾等解民倒悬,若再陈师不进,本军声誉坠地尽矣!”张辉瓒不得已而南进,于是被活捉。半个月后,赣江上漂下来一块木板,上载一颗首级,旁书“张辉瓒”。

1929年,杨度加入共产党,有人讥讽他投机。他驳道:“方今白色恐怖,云何投机?”

世人于军阀因恨而诬,如曹锟、阎锡山、张作霖、张宗昌、韩复榘等,多给后人以大老粗的印象,实则他们纵非才华过人,也绝非单纯粗鲁之辈。譬如,世传曹锟不识字,给人题字,只会题一“虎”字,实则曹锟颇通才艺,犹善画梅。阎锡山是士官生,算是革命党中的精英人物,其独霸山西近四十年,为民国一代的奇迹。张作霖是草莽英雄,颇能礼贤下士,有治乱之才。张宗昌虽粗犷,然其精明之处,为文士所不及。韩复榘有清代循吏之风,喜欢微服出巡,了解民情;开庭审案,察察为明,不以为苦。其余亦然。

陈公博在《苦笑录》写道:听说冯玉祥治军很严,但每次他的代表来汉口,无不大嫖大抽。

溥仪做满洲国皇帝后,亲贵傅侗数斥其非,时人以傅侗为深明大义者。不料这根本就是满清皇室的内讧,汪伪成立后,傅侗即由褚民谊介绍附逆。

王明是第一个称陈独秀为“叛徒”的人,他曾说:“我党可联合任何人,惟托派为例外;我党甚至可以和与蒋介石及其反共特务合作,惟陈独秀为例外。”康生附和之,说陈独秀曾与日本人密约,故为汉奸无疑。陈独秀驳斥道:“你们一向不择手段,顺汝者为战士,逆汝者为汉奸。”

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,途中,陈独秀懵腾大睡,彭述之十分羡慕。晨起,陈独秀说:“吾已半老,别无所求。汝正青春,大有可为。万望勿作他想。”

章士钊与毛主席

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,十分卖力,陈独秀却不领情,说:“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。吾人之政治主张,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。”法庭上一片惊叹:“革命家!”一些国民党人呼吁将陈独秀明正典刑,陈泰然自若地说:“不如大辟爽快!”

1932年,胡适回到北大任文学院院长,与当年的蔡元培、陈独秀不同的是,胡适对旧派学者相当排斥,他首先解除了马幼渔的中文系主任职务,由自己兼任,又解聘了林公铎、许之衡等人。林公铎被解聘的一大原因,是他经常在课堂上辱骂校长蒋梦麟、傅斯年和胡适自己。胡适的雅量,不要说不如蔡元培,即便比陈独秀也是大有不如。

蒋梦麟和陈独秀都中过前清秀才,惺惺相惜。晚清秀才有两种,一是考八股的秀才,人称“八股秀才”;另一是废八股改策论后的秀才,称“策论秀才”。一般以“八股秀才”为正宗,且更值钱。一次,陈问蒋:“你是什么秀才?”蒋答:“策论秀才。”陈说:“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,我可是八股秀才!”

有人问蒋梦麟“文人与武人孰重”,蒋说:“不晓得武人们怎么看,不过,我想在他们眼里,文人只能写布告。”

傅斯年在谈到北大的几位校长时认为: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元培,但办事却蔡高明;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但办事比胡适高明。蔡、胡的办事,真是不敢恭维!蒋梦麟对傅斯年说:“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,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!”

黄侃好胜。他与吴梅不睦,有一次吴的学生去看他,他便说:“你不要以为只有瞿安(吴梅字)才会教曲子,我也会!”接着竟大声背诵了一大段《桃花扇》。

金岳霖和梁思成住前后院,他制作了一幅对联恭维梁氏夫妇:“梁上君子,林下美人。”梁思成是建筑学家,用“梁上君子”作比十分贴切,梁也十分高兴。林徽因却说:“真讨厌,什么美人不美人,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,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!”金岳霖鼓掌赞成。

老舍在山东大学任教时,曾在课堂上说文艺作品中的坏人形象都是脑满肠肥、满脸横肉的大胖子。白白胖胖的梁实秋即针锋相对地说,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坏人都是些瘦子,脖子细得跟猴子一样……以此调侃老舍。

泰戈尔和辜鸿铭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,泰戈尔胜出,但辜鸿铭始终瞧不上他。泰戈尔访华,学人踊跃迎迓,唯辜鸿铭闭门谢客。他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,因此也不懂东方文化的精微之论,不如回印度整理诗集好些。

孙凤鸣刺中汪精卫,拟再举枪射击时,张继突然冲上来从后面环抱其腰,张学良飞起一脚将其手枪踢飞。当时张继已六十多岁,时人都认为小张不足奇,奇在老张。

汪精卫风采照人,眉宇间有无穷气质,就连敌人都为他倾倒。清末的革命刺客层出不穷,事成之后,大多惨死,如刺死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连心肝都被行刑的士兵吃掉了……但汪精卫在行刺摄政王未成被捕后,在自认必死、题壁绝命的情况下,居然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翩翩风度,令主持审讯的肃亲王善耆折服不已,最终脱罪而去,且声名鹊起。实在令人惊叹!唐德刚说:汪精卫即使一错再错,中国人民也可以一次次地原谅他,可是他最终还是犯了中国人民不能原谅的大错。

梁启超流亡日本时,自称“多泪善辩之人”,汪精卫即撰文诋之曰:“梁启超之泪,奴才之泪;梁启超之辩,民贼之辩也。”而汪精卫在投日后,竟也常以“多泪善辩之人”之喻。

五四时,学生火烧赵家楼,痛殴章宗祥。但是抗战期间,多少昔日名流失身投贼,曹、陆、章却并无明显的叛国迹象,倒是当年赵家楼那个著名的学生打手梅思平,居然成为汪伪政权的开路先锋,后来成为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人。

1944年,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举办“五四”文艺晚会。晚会最后,主席罗常培宣布:“今天唱压轴戏的是杨金甫先生,杨先生将赴美国讲学。”杨金甫讲完后,闻一多径自上台说:“今天唱压轴戏的,不是杨先生,而是我!我研究中国文学二十年,目的就是摧毁这座封建的精神堡垒!”

领袖中不惟毛泽东能诗,蒋介石亦能。他十二岁时有《咏竹》诗云:“四万山多竹,能生夏日寒。”

陈垣和陈寅恪并称“二陈”,但生平旨趣大相径庭,陈垣热衷于政治,而陈寅恪避之犹恐不及。1954年,中国科学院请陈寅恪出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,他力辞,并推荐陈垣。严耕望认为陈垣的治学轨迹是“钱、顾、全、毛”,钱即钱大昕的考据之学,顾即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,全即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,毛即毛泽东思想。

梁羽生《龙虎斗京华》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,老北派四大家之一宫白羽已很久不写武侠,读后不觉技痒,便写了《绿林豪侠传》作为回应,但反响远不及《龙虎斗京华》。旧派武侠遂亡。

冯友兰被拉入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“梁效”。据说文革结束后,冯的妻子责怪他说:“天都要亮了,还在炕上尿了一泡!”1968年,毛泽东指示要给知识分子以出路,特别指示要把翦伯赞和冯友兰作为反面教材养起来。于是,这两个人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,每月给120元生活费,并重新分配较宽敞的住房。但不久翦伯赞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。

唐德刚总结道:我国军界素有“无湘不成军”之说,现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界,也有“无华不成校”的现象。北美稍为像样点的专科以上的学校,差不多都有中国教授,其总人数盖在千人以上。中国人之所以能在美国高等学校内一支独秀的道理,实在是因为美国教授生活最适合“百无一用”的中国书生的脾胃。做教授要有专业知识,要有最高学位。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国知识分子多不愿为、不屑为、也不易为之事,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所长、之所好。教书生活安定,人事单纯。经济收入虽胀不昏,也饿不死。一个“清高”的头衔,也足使礼仪之邦出来的穷秀才,发生足够阿Q式的自满;也可使远在港台的父母亲大人,乃至丈母娘、未婚妻,提起来笑逐颜开。教授!教授!你真是个中西通用、长幼咸宜,港台大陆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!